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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宏观税负超40% 在国际上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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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新华联(4.91,0.00,0.00%)集团董事局主席傅军告诉本报记者:“呼吁实施结构性减税的提案已经上交。”   傅军称,这一提案的背景是,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欧债危机的连锁放大效应,2012年以来的国内经济回升乏力,尤其是实体经济在“外需不振、内需不强”的内外挤压下,发展态势明显落后于前几年。   要改变目前的态势,“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最好的办法之一莫过于实施结构性减税”。   实体经济须减负   2012年实体企业利润下滑30%~40%,而税收及规费仍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幅   《21世纪》:你在两会期间提出了针对实体经济的结构性减税方案,这一提案的背景是什么?   傅军:目前实体经济的生态,我想用8个字来概括:内外交困、亟待救援。我这里的“内困”主要是指企业自身的生产成本在持续攀升。   这个局面的造成,一定程度上带有不可逆转性。毕竟,在劳动力供不应求的大背景下,各地的最低工资标准不可能不上调,社保费用不可能不增加。也就是说,我国的劳动力成本已进入大幅上涨的历史时期。另一方面,企业原辅材料成本上升、物流成本拉高、燃料动力成本增加。各种上升的成本,对企业而言就意味着利润空间受挤压,如此反复,出现了企业亏损面扩大、亏损额上升,不少企业进入难以为继的境地。   《21世纪》:按你所言,“内困”带有不可逆转性,那么“外困”呢,可以调和吗?   傅军:任何困难一旦形成“势力”,总带有一定的不可抗性,比如我要说的目前企业的外困,一方面是企业承受的各种税费日益沉重,一方面是企业的融资壁垒越来越高。   我这里有一组有关企业税负的数字:1994年国家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是10.64%,而到2012年则上升至21.32%。这就意味着宏观税负水平已超过40%,这在国际上已经是非常高了。再看看企业融资,目前,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包括贷款利息、保证金利息、担保费用、融资顾问费用等等,合计高出银行贷款利率约50%,实际资金成本超过10%,有的地方高达15%-20%。有的中小企业由于抵押物少、规模受限等原因,贷款申请遭拒率高达56%,资金已严重制约企业的发展。   我对这种夹缝中求生存的企业生态,一直心存忧虑:2012年实体企业利润下滑30%~40%,而税收及规费仍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幅。一头“税费高”,一头“融资难”,成为2012年困扰中小企业的头号难题。   《21世纪》:“外困”,基本上都是日积月累而成的,解决起来估计也是个漫长的过程,你认为呢?   傅军:所以,在今年的“两会”上,我就这个问题提交了一个专门的提案,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据我现在掌握的数据,中小企业的数量占我国企业总数的比重超过95%,上缴税收占总额的50%以上,GDP占全国总数的60%以上,提供了75%以上的城镇就业岗位,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80%以上在中小企业实现了再就业,还安置了1亿-2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由此可见,中小企业在繁荣经济、增加就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小微企业的生存困境,已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在国外小微企业基本是免税的,因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社会就业,减轻就业压力。国家应继续加大对中小企业的减税力度,这也是“放水养鱼”。中小企业做大做强了,税收总量也会随之扩大。   重复征税比较严重   北京征收的费用有40多种,有的地方多达近百种   《21世纪》:对于这些问题,更多的似乎需要从制度层面寻求破解之道,你觉得呢?   傅军:是的,至少有两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做到:一是消除重复征税,切实减轻企业负担;二是降低流转税税率,切实考虑企业纳税能力。   我国现行税收政策中,重复征税的现象比较普遍,譬如,企业按利润总额缴纳25%的所得税后,税后留成利润转增公司注册资本,自然人股东还要交20%的个人所得税。这样,累计税负高达近50%,而且企业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还未计算在内。房地产企业取得土地时,除了支付高昂的土地使用费,还要缴纳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房产税等多达10余种税。此外,各级政府还要向企业征收价格调节基金、水利基金、堤防维护费等名目繁多的各种费用。北京征收的费用有40多种,有的地方多达近百种。清理和废除重复征税,才能切实减轻纳税人的负担,留给企业更大的生存空间。   《21世纪》:你提出的“降低流转税税率”,能否给我们做个通俗的解释?   傅军:我的意思是说,国家的税收政策应当考虑企业的纳税能力,盈利多的多纳税,盈利少的少纳税,没有盈利的不纳税。增值税和营业税属于流转税,以货物和劳务流转额为计税基础,不考虑企业是否盈利,即使企业亏损,也要照章纳税。而且,流转税还是我国最大的税收来源,2011年占到税收总额的54.87%,2012年也占到53.99%,而美国只有16%,日本约18.6%,欧盟也只有30%左右。   目前的营改增试点效果不明显,有的甚至增加了税负。我建议降低流转税税率,增值税基本税率降至10%左右。微利企业和亏损企业应当少量征收或取消增值税。   《21世纪》:你提出的“结构性减税”政策,正是对此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呼应。这个作为推动实体经济发展的专项建议,假如政策得以落实,对政策效果如何追踪、评判?   傅军:假如政策落地,对企业的发展壮大、对企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都将直接起到推动作用。因为这一财税体制改革的本身,就带有一种引导性和激励性。   如果对自主创新产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品实行更低的税率,如减半征收或者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那将极大的支持企业自主研发的热情,提高创新能力。如果对科技成果孵化期的企业应实行税收减免,将支持创业型企业成长壮大,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