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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代工厂利润被降至5%以下与宜家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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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都在变。   1997年,曹跃伟的耐力木业成为宜家在中国的代工厂。那时,包括曹跃伟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   的确,在那个时候,对于很多中国的工厂来说,能够为国际大企业提供代工业务,不仅无上荣光,而且是一种能够稳定、快速赚钱的方式。而对国际企业来说,利用中国廉价的资源生产产品,再以高价销售,同样也能获得丰厚的差价。   双赢之下,中国很快成了“世界工厂”。在东南沿海一代,服装、电子零配件、眼镜、玩具等领域的很多企业,都是以代工业务为主。   然而,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当中国经济逐渐发展起来,包括人力成本在内的各种要素成本都在上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再是中国的绝对优势,曾经的世界工厂也不再是外国企业眼中最理想的代工之地。   国际企业与中国代工厂之间的利益不再统一,面临着可能被国际企业抛弃的可能,“分手”也成了不少代工厂主动的选择。   以曹跃伟的耐力木业为代表的十几家代工厂,就选择与宜家主动决裂。   宜家不断压低采购价,导致利润下降甚至亏损,成为这些代工企业选择自立门户的主要原因。   “分手”之后,为了自救,曹跃伟联合十几家前宜家代工厂负责人组建了销售家具的嘉宜美公司。   但法治周末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嘉宜美当前的实体店装修风格、销售产品的风格,都和宜家有相似之处。   尽管曹跃伟在多个场合表示,模仿和学习宜家只是初级阶段,他们今后将创新推出更加适合中国人的产品。但宜家代工厂如何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完美转身、建立自有品牌,仍然是代工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   脱离宜家   2000年,继耐力木业之后,同样地处黑龙江的厚成木业,也成为宜家的代工厂之一,为宜家提供阶梯凳等产品。   厚成木业一位不愿具名的负责人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刚开始为宜家做代工的确是盈利的,当时公司70%以上的业务都是在为宜家做代工。发展最好的时候,厚成木业的员工有300多人。   然而,随着宜家在中国推行低价策略,宜家把代工厂的利润控制在5%以内。但当中国的原材料成本、人力成本等不断上升时,代工厂的利润开始变薄。且宜家找到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产品验收,验收产生的费用等还要代工厂提供,从而导致代工厂利润降到了5%之下。   为宜家代工的利润逐渐被摊薄,厚成木业与宜家的缘分也逐渐走到尽头。   如今,由于一部分货款尚未结清,厚成木业尚未与宜家最终解除合同,但其已停止为宜家供货。   和厚成木业一样,耐力木业也面临着利润被摊薄的问题。   曹跃伟曾经是宜家供应商联盟的会长。1997年到2011年之间,宜家所出售的取材实木的家具,几乎都出自曹跃伟的耐力木业。在亏损的情况下,2011年3月,曹跃伟主动解除了与宜家的代工合同。   或许是由于曹跃伟在宜家代工厂圈子里的地位和身份特殊,在其退出宜家供应商序列之后,有十几家宜家代工厂陆续脱离宜家。   此前,不少代工厂的主要订单其实都来自于宜家,因此在脱离宜家后,订单量下降、业务萎缩,是这些脱离宜家的代工厂面临的非常直接的问题。   厚成木业的负责人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停止为宜家代工后,订单暂时不如以前,目前厚成木业的员工只剩100多人。   为了自救,曹跃伟联合十几家前宜家代工厂负责人组建了销售家具的嘉宜美公司,并于2012年分别开设了一家实体店和一家天猫[微博]旗舰店。天猫旗舰店在上线一个月左右后,销售额即突破200万元。嘉宜美还计划在大力借助电商力量发展业务的同时,在宜家尚未布局的城市发展更多实体店。   但是,嘉宜美当前的做法,仍然有模仿宜家的嫌疑。无论是它实体店的蓝黄相间的装修风格,还是销售产品的风格,都和宜家非常相似。   事实上,模仿宜家风格的做法,在嘉宜美之前就已有之。曹跃伟等人的此次模仿性突破能否获得成功,还需要时间的检验。   “走向末路”的代工厂   如果我们把视线从宜家放到全国,会发现,这些代工厂们都面临的利润不断被摊薄、需要转型、自救的困境。   代工厂曾经造就了中国制造业的繁荣景象,也给不少企业家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但在金融危机之后,代工厂的境况急转直下。   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由于代工企业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技术含量不高,所以早些年很多企业是100%做代工,并未开拓其他方面的业务。   所以当2008年金融危机袭来时,由于授权企业(委托代工厂加工的企业)的业务萎缩甚至倒闭,直接导致国内一些代工厂措手不及,减产、减员直至倒闭。   此后,尽管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散去,但代工厂的日子依然很不好过。 周德文分析,日子不好过一方面来自于各种资源成本的上升,另一方面则来自于授权企业压低加工费、压低采购价、甚至与代工厂终止合同的行为。   据了解,温州很多工厂都是太阳镜的代工厂。以往一副眼镜的加工费有1至1.5美元,但现在的加工费已经不到1美元。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加工费下降的幅度可想而知。   “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现在温州代工业务的年利润率普遍只有1%至3%。”周德文说。   温州地区代工业务的利润水平,跟厚成木业透露的宜家代工厂的利润水平基本相似。   在周德文看来,很多授权企业并非不知道中国当前要素成本上升的事实,他们就是要通过压低加工费等行为,迫使代工厂主动放弃代工业务,从而使他们有机会转移订单到成本更低的区域。   相比之下,阿迪达斯转移订单的方式更为直接。2012年4月,阿迪达斯通知其10家中国代工厂,将在当年10月与这些工厂终止代工合同。   “中国的代工厂在目前已经是走向末路了。”周德文认为,单纯靠代工业务发展,已经不可持续,而在未来,代工厂大面积倒闭,也将会是一个趋势。   嘉宜美:代工厂转型的典型方式   代工厂们“背靠国外订单好乘凉”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   而转型,无疑是当下代工厂、尤其是那些代工业务占比较高的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   厚成木业的负责人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在脱离宜家之后,除了为曹跃伟的嘉宜美供货之外,厚成木业也在培育自己的实木家具品牌。   据法治周末记者了解,在为国外企业代工利润越来越薄的情况下,希望培育自主品牌的企业并不少。   温州眼镜商叶剑清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他也在打造自己的品牌,并把这项业务外包给了专业的公司。他已经做好了品牌初创时期“吃亏、不盈利”的准备。这是必经的阶段,现在的投入是为了今后的收入。而如果不走品牌之路,企业很可能就走不下去了。   品牌的重要性家喻户晓,但单个企业独立培育自主品牌,在周德文看来,是听起来比较容易、做起来非常困难的转型方法。   “因为培育品牌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和人力投入,而且培育出影响力大的企业也并非易事。直到现在,有些企业所谓的品牌之路,只是申请了一个没有知名度的注册商标而已。”周德文分析。   能够像兰博基尼那样,从生产拖拉机到为宝马代工,再到发展为有世界知名度的顶级跑车品牌的案例,毕竟不多见。   也因此,周德文建议面临转型的代工厂,能够像嘉宜美的几家股东一样联合起来,共同打造一个知名品牌。   “由于很多代工企业在为一线品牌代工的过程中,掌握了先进的技术标准,这些企业联合起来,将会在市场竞争中有更大的力量。”周德文分析。   但如前所述,嘉宜美当前的做法,基本是模仿宜家。尽管曹跃伟在多个场合表示,模仿和学习宜家只是初级阶段,他们今后将创新推出更加适合中国人的产品。但目前来看,嘉宜美天猫旗舰店依然在拿宜家说事儿,比如主页上随处可见“宜家同款”的介绍。   模仿授权企业,是很多代工厂转型时想到的一个捷径,然而模仿所带来的一个很严重的隐患,就是知识产权侵权。   宜家大中国区采购经理Peter Wisbeck在被问及嘉宜美的这种做法是否涉及侵权时,并未明确表态。但嘉宜美在发展的过程中,仍有可能面临着来自宜家方面的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诉讼。   知识产权专家赵占领向法治周末记者分析,如果宜家产品设计申请了专利,嘉宜美仍然在生产和销售相似产品,可能涉嫌专利侵权。   而即便是宜家的有些产品未申请专利,在赵占领看来,嘉宜美也可能涉嫌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相关规定:经营者不得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和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   “但要认定嘉宜美的做法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也并非易事。因为这首先要证明,宜家的商品是知名的,其次要证明其商品的名称、包装、装潢是特有的,最后还要证明嘉宜美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与宜家类似。”赵占领分析道。   赵占领据此提醒,代工厂即便以模仿为转型的开端,也要规避模仿可能带来的法律风险。   除此之外,嘉宜美或许更应考虑的是,模仿之路能走多久,如何能够摆脱宜家的影子,树立嘉宜美独特的品牌形象,获得长远发展。   多条腿走路   法治周末记者在采访过程中还发现,宜家代工厂们虽然面临着利润被挤压的状况,然而并非所有企业都像耐力木业等10多家企业一样由于亏损而和宜家“分手”,有的宜家代工企业甚至经营的比较好,并成功上市。   喜临门(9.98,0.02,0.20%)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宜家代工厂中经营较好的企业之一。   2012年,喜临门申请上市的招股说明书透露,喜临门自2002年取得宜家公司的合格供应商资格,并成为亚太地区唯一一家主力床垫供应商。   “2009年、2010年、2011年喜临门向宜家公司销售实现的营业收入分别为24045.56万元、23871.35万元和28437.97万元,占当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39.92%、35.63%、33.93%。”喜临门的招股说明书显示。   招股书显示,喜临门在为宜家代工之外,也为国际上其他大企业代工,并在国内有自己的独立品牌,这些为宜家代工之外的营业收入,占其总收入的60%以上。   喜临门的这种做法,被工信部中国企业品牌研究中心副主任黄琦认为是“多条腿走路”的典型。   在黄琦看来,代工厂本身就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而且代工厂与授权企业之间本来就不是地位对等的主体,因为来自欧美国家的授权企业是市场规则的制定者,而加工企业只能被动接受。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如果不能像富士康那样,做成有品牌的、纯做代工的企业,就要在严格遵守授权企业的生产标准和流程的前提下,改变自己的业务构成,不要只依赖于一家企业的代工业务,要多条腿走路。这样一来,即便一家授权企业停止跟代工企业合作或者授权企业改变授权条件,代工企业也不至于面临倒闭。”黄琦分析。   由于饱尝了“在一棵树上吊死”的苦楚,厚成木业的前述负责人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厚成木业在不再为宜家做代工之后,也在开辟多种业务,除了发展自主品牌外,也在寻找国外其他的授权企业,同时也为国内的家具企业做代工。   周德文建议,由于一线品牌拥有很高的定价权,建议转型中的代工厂可以到新兴市场寻求利润点,比如为国际二三线品牌做代工,这个领域的利润空间会高一些。   工厂外迁与政府的职责   周德文告诉记者,现在有些中国代工厂为了生存,也在效仿国外企业的做法,把工厂搬到人工成本等各项成本都较低的地区,如非洲、越南、菲律宾。   “那些地方用工成本非常低。工人一个月工资只需要45美元至200美元。”周德文长期关注中国企业发展,对国外用工成本的数据也有一定掌握。   在周德文看来,对于一个工厂来说,搬到国外去不失为一种方法,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如果企业都搬到国外生产,国内的就业等问题怎么解决?   “所以在代工厂及整个中国企业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政府应该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周德文认为。   周德文建议,政府应该尽可能地创造条件,为这些代工厂的转型提供条件,比如在帮助代工厂开拓新兴市场时,政府可以利用其在国外的资源,为代工厂提供相应的授权企业的信息。除此之外,在税收政策方面,比如出口退税上,政府可以为转型中的代工企业提供一些优惠政策。